洋务派人士，在学习西方时不仅坚持“中体西用”原则，而且又动以古圣先贤之言行为证，以其说明“古已有之”。这表明他们力求以不悖古训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如王韬以“哲人取法彝狄，孔子学在四裔”(王韬：《韬园尺牍》卷4，第9页。)来说明学习西方并非有悖于圣人所为。他认为选外交人才乃合于“夫子论四品，以使四方不辱君命，居于孝弟信果之上”(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2，洋务下。)。虽然他们以古为证，有批驳顽固派反对西法的意图，但其深层心理却有一味迷信古训的内涵。

　　洋务派竭力维护封建礼仪纲常，又显示了他们对封建礼制的倾心，反映了这些人心理行为的保守性。曾纪泽在出使前曾表示：“中国公使眷属只可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通拜，尤不肯与男宾同宴，即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其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他说此系“中国名教攸关，不必舍中华之礼从泰西之礼也。”(《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第21一22页。)由此可见，“中国名教”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张之洞竟对民间越礼行为表示不满，他说，“今民间舆服之饰，冠婚丧祭之仪，但视物力之丰啬，不问制度之等差，尊卑不分，良贱无别，匪直害财，抑且伤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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