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果进一步分析，对于张謇来说，在对孙中山与袁世凯两者的选择上，偏向袁世凯的一边，抛弃情感好恶的个人因素，更多的还是因为的立宪派和革命党在*趋向上的分歧所致。

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迅速转而拥护革命，一部分原因是对清廷的失望和看到革命的不可逆转，因此改变立场。但同时，立宪党人也恐惧革命战争扩大迁延，社会动荡影响自己的身家性命和经济利益，希望革命在实现共和之后赶快结束。这一点在张謇的思想上表现得十分清楚，武昌起义后，他曾经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又说：“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41]在其他多种场合，张謇表达了同样的思想。1911年11月27日在复许鼎霖函中说：“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致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此南中万派一致之公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信中还表示：此刻此时已不值得“为爱新觉罗氏争万世一系之皇统！”[42]因此，立宪派拥护民主共和，虽然与革命派在推翻清制、建立共和国方面，取得了一致，但更多是因为形势所迫。

此后，立宪派对同盟会的*纲领却并不是完全赞同。1912年1月2日，张謇被临时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3日他与孙中山谈政策。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43]认为和孙中山谈政策不着边际，这也流露了张謇对孙中山政策的不满。

而先前，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措施，使直隶成为“新政权舆之地”，赢得了张謇等绅商立宪派的信赖。因此，在宣统退位后，推举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就符合他们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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