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当张謇认为“统一”、“秩序”在望，将可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之时，在民主共和的表面下，独裁和专制的暗流却在悄然涌动。而1913年3月，宋教仁惨遭暗杀，则标志着这些潜在毒素的浮出水面，也标志着一个健康的*体制和社会局面的破裂。

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被迫总辞职，张謇虽然暂时留任，但也无法安心。在“名流内阁”垮台5天以后，他就写信劝告袁世凯，认为“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等举动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引起“帝制复活”的流言，并且担心将会诱发新的动乱。他因此劝告袁世凯以释群疑。但是铤而走险的袁世凯此刻已经一意孤行，五月以后干脆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1915年春又不惜以“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卖国交易，帝制复辟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张謇见到局势已经不可挽回，才正式辞去农商总长职务。辞呈说：“是謇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役所可了。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 [44]惆怅之情溢于言表。

张謇回到南方以后，虽然并没有参加反袁斗争，但对帝制的抵制态度却非常明确。1915年12月20日，袁世凯在宣称皇帝之后，认领张謇等为嵩山四友，并赠送嵩山四友图，张謇得知，嗤之以鼻，随手将嵩山四友图送给南通博物院陈列。1916年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曾通过徐世昌再一次邀请张謇，希望他北上为之转圜。张謇断然拒绝。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张謇听到消息后，在日记里感叹地写下：“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45]

在*上*之后，张謇仍然继续他的实业救国的理想。不过，“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1922年爆发的直奉战争，造成大生主要产品关庄布失去了东北市场；而且欧战过后汇率变动，造成买入机器的成本大增，机器长期得不到更新；而在欧战结束后，日、美、英等国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敝，大生资本集团也很快由盛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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