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以汉学复兴为最大特征，而汉学又以乾嘉时期为极盛。毋庸置疑，在清代学术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总目》对汉学的推崇，起到了转移风气，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前，汉学虽然方兴未艾，但在*地位上，尚未能与朝廷崇尚的宋明理学分庭抗礼。《四库全书》及《总目》编纂工作展开之后，统治者逐渐发现汉学也可以用作其炫耀文治、点缀盛世的工具，便转而采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兼容并包政策[54]，大力提倡注经编书，肯定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55]。这一文化政策转变的直接体现，就是四库馆实际上成为“汉学家大本营”[56]，以及随之而来的《总目》对汉学的大力推崇。自此而后，汉学也上升为统治阶级认可的官方学术，并很快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辑佚的研究成为一时风气，考据学迅速发展到全盛阶段，并形成独具特色的乾嘉学风。许多学者竭毕生精力，从事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乃至目录、版本的研究和考证，丛书的汇刻、佚书的搜辑、古书的校勘、目录的编纂等各门专科学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使许多散失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汉学以对中国历代典籍的整理和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为其最大功绩，就此而言，《总目》的导向之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随着汉学的逐渐兴起并上升为统治阶级认可的官方学术，理学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尽管在形式上，理学仍然高踞于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但清统治者所关注的，已不再是理学自身的庞大体系和那些高远空洞的性理之旨，而仅仅归结为对儒家思想的核心，亦即纲常名教的提倡。继康熙帝制定著名的《圣谕十六条》，雍正帝对其加以注释发挥，刊为《圣谕广训》，颁发全国，朔望宣讲之后，乾隆帝更为强调“阐明风教，培植彝伦”，注重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统一思想，维系人心，使广大臣民心甘情愿地做朝廷的“忠臣”与“顺民”，以确保大清帝国的“亿载基业”。《总目》一方面贬抑理学的空疏措大，一方面仍奉传统儒家思想和纲常名教为正宗，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这一做法，既透露了清统治者文化政策因袭转变的个中消息，也起到了“正人心，厚风俗”，维护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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