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清统治者那里，理学已由一种理论体系降格为一种实用哲学，那么，在知识界，理学虚无飘渺的性理之旨和随心所欲的解经方法，则遭到了学者的严厉批评和普遍唾弃。钱大昕指责“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57]，以致“元明以来，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58]。江藩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59]。王鸣盛则一概反对“横生意见，驰骋议论”，明确主张“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60]。可以说，乾嘉年间，学术界弃宋返汉的风气盛行一时，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甚而“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61]。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总目》尊汉抑宋的思想倾向，是不无关系的。诚如后人所言：“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62]宋学已然溃不成军，难以与汉学争锋抗衡了。
当然，从中国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汉学、宋学都是儒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尽管其研究对象不同，治学途径与方法有异，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学术。《总目》在尊汉抑宋的同时，仍然主张“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其着眼点正在于此。也正因为如此，乾嘉年间，即便在汉学风靡一时，汉宋之争始终或隐或显，持续不断的情势下，已不乏有识见的学者觉察到汉学、宋学各自的弊端，而主张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补偏救弊。如姚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学者“凡执其所能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63]。焦循不满考据学“跼蹐狭隘”的弊病，大力强调“通核”，反对“据守”[64]，甚至主张摒弃“考据”之名，直称“经学”[65]，以融会众说，兼收并蓄。而被称之为汉学护法大师的阮元，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折衷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他以《周礼》师、儒之分来涵盖汉宋之别，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因而他既反对“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的倾向，也不赞成“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弊端[66]，而主张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可见，乾隆以后，特别是嘉道年间，无论是汉学家，抑或宋学家，都已经觉察到各自的弊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试图为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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