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处于乾隆时期的封建盛世，站在两千年来封建思想文化发展高峰的《总目》编纂者，继承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传统儒学的价值取向，大力倡导经世主张，注重发掘古代典籍中蕴含的经世意蕴，从而使得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目录著作，强烈地传递出一代知识精英以社会现实和国计民生为重的积极心态和文化信息。而乾隆以后，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各种矛盾也由隐而显，许多“在其位，谋其政”的封疆大吏和朝廷官员，以及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则直接面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和经世主张。诸如漕运，历来号称“天庾正供，关系甚钜”[67]，在朝廷大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吏治民风整肃，漕运基本正常运行。至乾隆末年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日渐加深，吏治败坏，风气奢靡，漕政弊端丛生，形势日趋严峻。对此，一些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乃至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有的揭露漕政弊端：今地方“往往视收漕为畏途”，“盖缘丁力久疲，所领行赠钱粮，本有扣款，而长途挽运，必须多雇人夫，以及提溜打闸，并间有遇浅盘剥，人工倍繁，物价昂贵，用度实属不敷，势不能不向州县索费。州县既需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包户挟制”。故而“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在情形也”[68]。有的提出整饬办法：或申明漕船定式，不得夹带其他货物；或优恤运弁旗丁，保证沿途开销；或更定漕政章程，不得随意勒收折色，等等。更多的官员士子则开始从根本上考虑漕运的改革办法，提出了改河运为海运的主张。他们一致认为，海运一省费用，二能避免沿途需索，三可根据四时风信，通盘筹算，使南粮北货互通有无，种种优势，皆河运所不及。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终嘉庆一朝，海运之事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但诸多官吏士子对漕运的关注以及改革的设想，却仍然反映了他们的经世精神，并最终促成了其后漕政改革的实现。他如河工、盐政、铜政，乃至人口等重大问题，也不乏有识见的官吏士子起而揭露其弊端，并提出种种改革的建议。可以说，乾嘉时期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正是面对社会经济方面河工、漕运、盐政、铜政等大政的危机，以及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提出他们的救弊方案和经世主张的。这些经世主张与当时隐而复彰的今文经学以及方兴未艾的边疆史地学一道，汇成了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潜流。尽管它还十分弱小，也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毕竟在学者面前重新展现出一片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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