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传统伦理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借发展洋枪洋炮而自强，解决内忧外患的迫切任务，就是维护“礼”制的最佳途径。理学经世思想既成就了桐城派在洋务运动中的成功，也为桐城派在甲午战争后渐为时代抛弃埋下了伏笔。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意味着理学经世思潮走向末路。
3、理学的衰落与桐城派的消亡
甲午之战后，变法维新思潮高涨，近代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理学与晚清桐城派开始面临真正的挑战。这一次挑战绝非类似乾嘉时期的汉宋争锋，那是中国传统学术内部的互相争论，不过是学术地位的此消彼涨。来自西方学术与维新派、革命民主派的威胁才是致命的。“历史毕竟前进到非从根本上打破理学传统不可了。”[36]
理学与桐城派所以在甲午战争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其原因如下：
其一，中法战争与中日战争的先后失败，使理学面临巨大的挑战，理学主导中国社会的作用受到了极大怀疑。
历史发展表明，仅在器物文化层面上学习西学不可能真正解决近代中国的“自强”问题。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以理学经世、中体西用为理论基础的洋务运动的破产。理学主导中国社会的作用受到了极大怀疑，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新的学术理论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指导。在近代中国，挽救时局、振兴中华是高于一切的目标，理学在甲午战争后已经失去了这种*价值，必将为时代所抛弃。作为清代理学代言人的桐城派，不可避免地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批判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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