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末流一如前辈坚守着程朱理学的内核，即传统的纲常伦理。对理学内核的坚守也就是在整体上选择了对理学的坚守，也就事实上选择了对传统学术传统的坚守。即便是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猛烈冲击，桐城派末流也未改初衷。 姚永朴在晚年还念念不忘：“吾邑先辈为学，其途不必同，而立身皆以宋五子为归。”[43]他还强调：“可以萃一国之人以兴物而成务”者，莫如“道德”。[44]提倡道德并无过错，关键他所言的道德是指程朱所言的伦理道德。对于桐城派遗老而言，道德、程朱理学、桐城派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姚永朴发此感慨的时候，五四运动已过去十二年，让人觉得恍若隔世。

对传统伦理纲常与程朱理学的坚守与放弃，是近代中国道德与学术转型的重大课题，事关中国未来的全局发展。桐城派末流的道德关注与学术指向选择，不管对错是非，都是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问题的一种回应，并非仅仅是对自身学派学术观点的坚守。这也应证了本文的观点：以地名相冠的桐城派并没有体现出太多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在作为清代理学代言人与维护者的桐城派的身上，不仅典型体先出清代理学流变的特征与轨迹，也体现出传统学术派别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共有尴尬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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