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耻辱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开始大量引进西学，中国学术逐渐由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型。有意思的是，竭力主张以西学代经学，并揭示出中西学术本质区别的竟然是与桐城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严复。[37]

严复引用赫胥黎的话这样概括西方学术：“读书得知，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也”。[38]而“回观中国则何如？夫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言之，风斯在下矣。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致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材，复何民智之开之于有耶。”[39]严复从西方学术的科学标准出发，把以“读书穷理”为能事的“中土之学”视为“第二手事”，而把在天地、宇宙、民物构成的客观世界中“求真”的西学视为“真学”、“第一手事”。严复还从“救亡”的实用层面分析传统学术之弊，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40]词章、训诂之学“无用”，性理之学“无实”，“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故“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41]

从严复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迈进，不仅是学术本身发展的趋势，也是救亡图存的紧迫要求。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渐为新知识分子所鄙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大势面前，桐城派末流代表如姚永概、马其昶等人却坚决排斥新学，认为程朱之道“亭浩如江海，由是则治，不由是则乱，虽百千新学，奇幻雄怪而终莫夺之也。”[42]事实上，对于桐城派末流来说，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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