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器官，“物”则指客观事物，意为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与客观事物相接触而产生知觉，认识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么，在人的认识产生的过程中，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各自起了什么作用呢？王夫之对此又进而作了详细的分疏。他说：“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无目而心不辨色，无耳而心不知声，无手足而心无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废矣。”[41]这就是说，人的思维器官，即“心之神明”必须依赖于耳目口鼻等感觉器官对客观外界的直接感知。但人的耳目见闻又是有限的，还必须通过人心即思维器官的思维活动，才能使认识进一步深化。王夫之说：“耳与声合，目与色合，皆心所翕辟之牖也。合，故相知；乃其所以合之故，则岂耳目声色之力哉！”[42]在此，王夫之还借用“格物致知”这一传统的范畴，来说明人的认识过程中这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阶段。他说：“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43]由此可以看到，王夫之认为，人的认识分两个阶段，在“格物”阶段，以耳目的感性活动即“学、问”为主；在“致知”阶段，则以心的理性活动“思、辨”为主。“格物”和“致知”既不能混淆，也不能割裂，二者相辅相成，反映了人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看法，实际上阐释了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是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的。
不仅如此，王夫之对唯物主义认识论最为突出的贡献，还在于他创立了以行为基础的知行统一观。在他看来，“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44]这就是说，知和行既各有效用，又相互为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一般而言，认定知行二者相互区别并各有效用，人们不难理解；但知行二者是如何统一，又是如何相互为用的呢？王夫之认为，就知和行都是认识的过程来说，二者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分离。他说：“知行之分，有从大段分界限者，则如讲求义理为知，应事接物为行是也。乃讲求之中，力其讲求之事，则亦有行矣；应接之际，不废审虑之功，则亦有知矣。是则知行终始不相离。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而更不可分一事以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45]并且，知与行不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不断深化的。此即“繇知而知所行，繇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46]。在主张知行二者统一的前提下，王夫之尤为强调行的作用。这不仅因为行是知的基础，所谓“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