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天津签订的条约，该条约已由中国皇帝批准，并盖上了御玺；作为交换，中国钦差收到了法方的一本羊皮纸册子，切口处烫金，以深红色绒布包裹，盖有大金印，其中包括同一项条约的中法文本，附有拿破仑皇帝的签字。在对条约签字时，在城门上放21响礼炮。这份严肃的文件，在经过许多困难和曲折之后，终于完成了批准手续，确立了两大帝国之间的和平。中国受到了严厉惩罚，也忍受了奇耻大辱、皇帝的宫殿只剩下了一片废墟，其京师落到了西洋人手中。他只害怕这些西洋人会夺取皇位，或者是安排经过他们选择的某一人登基。我们希望从灾难中吸取教训的清王朝，不会表现得不理解这种慷慨行为，不要使其战胜者为留下了一个中国幽灵而反悔。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法等列强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除了获得巨额赔款之外，还强行攫取多方面的利益，特别是在传习天主教方面的特权。《中法北京条约》（《中法续增条约》）第6款就明文规定：“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法国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一机会，鼓动法使葛罗索要过去被清政府没收的北京南、北、东、西四座教堂。法使葛罗于1860年11月5日（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照会恭亲王奕沂，索要南、北二堂；于同年11月7日（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又索要东、西二堂。他特别提到“可将北堂急速交于留京之孟（振生）主教、艾嘉略等”。奕沂经上奏朝廷后，将四堂退还天主教教团并给予执照[④]。法国传教士们收回南京后，将这次战争中死亡的传教士们安葬于南堂内。艾嘉略对此作了少见的记述：
在离开北京返法之前，还必须为我们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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