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史的学术视野，必须是纳入世界史的视野，必须注视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注视其近代科学技术的形成与发展。在世界史的视野之下，清王朝的“盛”也只是相对的，未必是真的极其强盛。康熙时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似乎是不应该纳入不平等条约的范畴，但实际上同样是作了大量的让步和妥协，且已丧失了贝加尔湖及其附近的大片地区，甚至尼布楚本身也划给了俄国。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就与我们很不一致。清王朝的文治武功在乾隆时达到极盛。但就在歌颂乾隆平定准噶尔胜利的铜版画中，我们不难发现，画面上的清军将士们是以手中的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来对付敌人的火器的。这与我们后来歌颂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战胜拥有飞机大炮的敌人的宣传几乎如出一辙。但这些画面除了表明清军的英勇善战外，不也同样反映了清朝方面武器装备的落后，从而在一个侧面反映其在近代科学技术层面上的落后吗！
康熙大帝的清王朝堪与彼得大帝的俄罗斯打了个平手，所以刘大年先生的《论康熙》底气十足，给了康熙皇帝以应有的高度评价。[2]但其后的两百年，中俄两国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同样是在19世纪，拿破仑的曾经横扫欧洲的数十万大军，在侵俄战争中几乎丧失殆尽；但区区两万人的英法联军，却使得清王朝的精锐主力惨遭覆灭。这里面的种种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而俄罗斯学西方事业有成，中国却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无疑是其重要的方面。
太平天囯的兴起，固然是清帝国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但同样也有其时代的烙印，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后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前几年，太平天囯起义150周年之际，广东方面曾以“太平天囯与中西文化”为题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论题。从拜上帝的教义乃至小小的天历，都可以发现外来文化的若干印记（我为此曾写了《天历与中西文化》一文）。《资政新篇》更是以其超前的意识，成为那个时代的不朽名篇。这已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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