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派人吁请他回京辅政。它对石达开来讲，是很尴尬的。他极不愿一次再次地面对这种局面，因而更增加了他远离洪秀全面去的紧迫感。石达开后来终于决心取四川为家，原因就在于此。倘若石达开一开始就另建旗号，自立一国，则他在进行战略决策和处理与洪秀全的关系上都会有更多的自由。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他可以在客观上视为同盟者。对来自洪秀全方面的要求，或明白首肯，或婉言辞绝，完全可以只以是否有利于反清斗争而定弃取，而不必有其它的顾虑，更没有必要为避开洪秀全而进行战略大转移了。
三
太平天国最大的弊政就是奉拜上帝教为国教。洪秀全杜撰的受上帝差遣救世的神话，是天京事变的直接诱因。这一点连放人都看清楚了。他们说拜上帝教的迷信，是洪杨的“惯串伎俩”[23]，甚至指出：“杨逆之跋扈伪朝，因洪逆之假托妖言授人以柄。”[24]可谓一针见血。石达开本来较少受拜上帝教宗教条规的束缚。安庆易制表明，他是能够从实际出发，对既定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改革，从而把群众的反清斗争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以石达开的革新精神，他本来可以以脱离洪秀全独立行动为契机，放手革除太平天国的各项弊政。但他为表明自己对天国的忠贞，在继续推行太平天国的基本制度的同时，也把奉拜上帝教的弊政做为沉重的包袱背了过来。天京事变以后，继续崇奉拜上帝教，对推动群众的反清斗争已不能起到丝毫的积极作用，是石达开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本来可以在脱离洪秀全以后，把拜上帝教像一只烂柿子一样扔掉，但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做。他首先声明：“力酬上帝便，勉报主恩仁”，继之标榜“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25]，无非是在向世人表白，他对拜上帝教是至为虔诚的。在宗教问题上，石达开为何如此苦心孤诣？就是因为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的孕育者，在石达开看来，公开抛弃拜上帝教，定会被人视为太平天国的叛逆、天王的贼臣。这是石达开在远征过程中不能与其他反清武装形成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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