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地会所组织发动的武装斗争。被清朝官方称为“艇匪”的天地会水上武装，活跃在西江流域。李沅发所领导的起义军，转战于湘桂边界地区。陈亚贵为首的武装力量，则占据了广西的腹心地带。土来冲突，亦即土著居民与客籍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在皆有，大规模械斗几乎是一触即发。各镇协的官军，几乎尽数为天地会武装所牵制。地方团练的实力，亦在上述武装冲突中遭受极大损耗。拜上帝会对这类武装冲突，尤其是清朝官军与天地会武装之间的冲突严守中立，采取“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惫”然后举事的策略[17]。起义的时机已渐趋成熟。
庚戌年（1850）夏，各地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实即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的决策，各回所在，分头发动群众。洪秀全的家属也派妥人从广东接来。为适应起义斗争的需要，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内部进行了分工。已经就任太平天王的洪秀全，是起义的拥戴对象，又非本籍人，不便公开出面，因而接受了天兄对他的安排——和家眷一起密藏山人村胡以晃家“避吉”。对拜上帝会有手创之功的军师冯云山，同为外省人，又曾被桂平知县判决“递籍管束”，也不宜出头露面，因而亦被安排随同密藏。出面组织起义发动工作的，是另两位军师——杨秀清与萧朝贵。他们因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已把最高权威掌握在自己手里。天父，尤其是天兄在此期间频频降凡，发布旨意，迅速果断地处理瞬息万变的军机，严厉打击借机下凡的其他“星宿”或“妖”——也即利用降僮之术对其权威进行挑战的会内其他派别与个人，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起义的组织实施。
在起义发动期间，由于杨秀清“代弟妹赎病”，“身体十分苦楚”，甚至一度口哑耳聋，几成病废，实际事务系由萧朝贵代为主持，而以干练的韦正（韦昌辉）襄理。但杨并非无所作为。从这一时期《天兄圣旨》中的用语“万事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18]来看，重大决策可能都是由杨秀清作出的。而且，在起义动员过程中起了极大作用的上帝的有关降言，也只有通过杨秀清之口才能传出去。
杨、萧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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