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试安边绥远疏》一文批评了以往的羁縻政策，龚自珍认为边政的长治久安之策是“以边安边”，即在天山南路开垦农田，保证供应，在天山北路训练精兵，达到“足食足兵”、“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注：《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新1版，第113页。）。在《西域置行省议》中，龚自珍一方面指陈了当时社会的腐败状况，另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了西北塞防的重要性，提出了移民实边、改革屯政、在西域设置行省等主张。龚自珍讨论的经济、政制、风俗、教化以及民族诸问题及如何实施之策，不完全是书生的空谈。（注：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78页。）
沈垚的《新疆私议》，与其说是史地著作，毋宁说是政论文章。针对当时有些人以喀什噶尔等边城“悬远难守”、费用巨大为由，主张“捐西守东”之议，沈垚明确指出：“然者远终不可守乎？非也。不尽其守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不守远必守近，而守近之费不减于远或更甚焉。”他历举汉朝以来经营西域的史实，说明新疆安定对我国国防和领土统一的意义至为重大。沈垚还针对当时新疆的局势，提出了加强边政建设，开发水利，实行屯田等巩固边防的措施。
在《圣武记》中，魏源采取以论述为主，以考证为辅的撰史原则，如首篇《开国龙兴记》中对萨尔浒战役的考订与论证，他既通过考证指出《盛京通志》的不实之处，又比较客观地总结了清军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又如对康熙平定三藩、雍正实行“改土归流”等，都以发展、变通的观点，提出了较为公允的见解。这样，《圣武记》就不只是颂扬清代武功，而是用一根探求历史治乱盛衰原因的主线贯串起来，表达了他的经世目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的议论亦有独到之处，发人深省。如关于“师夷”，魏源主张“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注：《道光洋艘征抚记》（下），见《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06页。）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此外，沈垚虽以精史地考证闻于世，但他自己并不以为然，表示“意之所期，实不愿以考证见”（注：《落帆楼文集》卷10，《与吴半峰》，吴兴嘉业堂丛书本。），“垚心所欲言者，拟为史论以发之”（注：《落帆楼文集》卷9，《与许海樵》。）。梁廷枏在《海国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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