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移民垦殖外，清朝在云南一些地方还举办屯田。但总的来看，清朝在云南屯田的规模和范围要小得多，而且一些地方的屯田后来还因废弛被改为私田。云南各地原属明卫所管理的屯田，清初大部分已被地主豪强隐占，参加屯田的丁壮大量逃亡。如永昌卫所的屯田明代有1143余顷，至康熙中期可耕种的屯田仅剩下364顷，其余土地均被隐占或已抛荒。[14] 清廷原想用减少屯田租额的办法维持屯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云南巡抚范承勋奏准朝廷，又将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军屯所欠银20万两“尽行豁免”。但减税的效果并不明显，正如后来云南巡抚石文晟在上疏中所说：“减赋于今日，安知不增赋于将来”。有鉴于此，清廷于康熙二十九年接受云南总督范承勋与巡抚王继文的建议，允许将荒芜的军屯田地“照民粮上中起科，听民开垦”；以后又准许各地屯田仿照河阳县（今云南澄江县）之例，以按民田数额上缴田赋的办法完税。在一些地区的屯田制度被废除后，云南“屯困始苏”。经过这一变革，大批军屯田地化为私田，束缚在军屯土地上的丁壮成为小农，解除了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另据《滇云历年传》卷11：康熙二十四年云贵总督蔡荣报请朝廷批准，将赏赐给吴三桂的原沐氏勋庄作价改为民田，“照民粮起科，”此举废除了明代以来的庄田制度，亦具有进步意义。 

由于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云南的重要官吏大都积极兴修水利。如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次年，巡抚王继文即组织修理滇池上游金汁等河的堤闸。鄂尔泰在《兴修水利疏》中说：“唯地方水利为第一要务，兴废攸系民生，修浚并关国计，故勿论湖海江河，以及沟渠川浍，或因势利导，或尽力开通，大有大利，小有小利，皆未可畏难惜费忽焉不讲者。况云南跬步皆山，田少地多，忧旱喜潦。”鄂尔泰对兴修水利不仅有深切的认识，而且身体力行。雍正八年（1730年），他奏准修六河、海口河水利；以后岁拨银200两，设昆阳州水利州同１员专管滇池下游水利；又制定岁修滇池上游松华坝及盘龙、金汁、银汁、宝象、海源、马料等六河堤闸的制度，岁拨银800两供治水之用。鄂尔泰还组织疏浚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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