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亦应指出，西南各省从农业取得税收的数额虽大幅度增加，但主要仍是用于满足各省的开支；因统治机构庞大和吏治腐败等方面的原因，征集的经费仍经常入不敷出，需从他省调剂，如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颁诏所说：“今云南岁需协济帑金三十余万，始敷支销，如果督抚实心任事，为国计民生周详筹画，将官吏之侵渔各项尽情搜剔，酌盈剂虚，即滇省己自敷用，奚必远藉他省之助。”[19] 

　　　　　　　　　　　　　　　　　三 

自明代以来，冶铜和制盐是云南省财政收入重要的来源，清代依然如此，而且生产的规模更大；云南提供的铜还大量进入内地，成为清朝倚重的矿产资源。云南的金银等矿藏也得到更广泛的开采。 

清初，统治者对内地矿藏多有封禁，唯独对云南矿业的开采采取积极扶植的政策，原因是统治者根据云南矿藏资源丰富的特点，把云南作为供应全国铸币用料的生产基地。如铜矿。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朝廷钱局兼采滇铜铸钱。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从巡抚杨名时奏议，于云南、临安、大理、沾益４处设宝云钱局，建冶铜炉47座，每炉月制钱4200文，就地铸钱运京，云南所铸铜钱上有“宝云”二字。五年张允随为云南布政使，为解决铸钱所需铜，他整顿旧有铜场并开辟大龙、汤丹等新厂，“岁得铜八九百万斤供用。”八年，有云南另设钱局“铸钱十万千文，俟陕西委员运领赴秦行用”的记载，十二年朝廷又诏云南增建铸钱局，“鼓铸钱文解京。” [20] 乾隆时（1736年～1795年），云南出铜每年达六七百万或八九百万，最多时达一千二三百万，因此《清史稿·食货五》说：“滇省铜政，累叶程功，非他项矿产可比”。 

从乾隆五年（1740年）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云南所产铜每年都在1000万斤以上，乾隆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等几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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