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充分地占有资料。我们在考察以往清末民国中央对蒙藏的施政研究时发现，资料的使用还很不够，许多档案资料还没有人去利用。当然，这里面有些客观原因，有的是一些研究者不知道某些档案，有的是即使知道这些档案，却暂时还没有条件使用，比如保存在台湾的档案，保存在国外的一些档案，对一些研究者来说就暂时不能利用。除了档案资料以外，其他类型的资料使用也是不够的。一般说来，在以往的清末民国中央对蒙藏施政专题研究中，使用资料比较全面，其中就包括注意了档案资料的利用。不过，就是这些专题研究，使用的档案资料也只是局部的，还缺乏更全面的调查。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准确地占有资料，而占有的资料不充分，必然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时甚至使人在大的方面作出错误的判断。为什么有人认为西藏没有实行新政？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必要的资料。同样，为什么有人认为蒙古地区实行新政要晚于内地，是从1906年开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忽视了最基本的资料。 

最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意防止研究过程中的简单化。清末民国中央对蒙藏的施政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特别是民国时期，先是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后来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又被日本侵占，成为沦陷区；在西藏，则有西方势力对西藏的图谋。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中央政府对外蒙古“独立”采取的相应措施，以及为回击英国分裂西藏阴谋而采取的措施，对内蒙古未沦陷区采取的措施，尽管都是针对一些具体事件发生后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其重大意义绝不能低估，因为这些措施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对蒙藏施政的基本方针。同样，对一些具体人物和事件的措施，比如对成吉思汗陵的西迁，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或圆寂或坐床而采取的措施，也不应低估它们的重大意义，同洋应视为民国中央对蒙藏施政基本方针的反映。 

（资料来源：《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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