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 见李明珠、罗友枝编：《从经济观点看中国历史》，柏克利：加利福尼亚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25页。(Perdue, Peter C. 1992. The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 1739-1864. In Li andRawski, eds. 1992, 100-125.)），他主张内部和外来的影响都对三国的军事*结构产生影响。他们分享了诸如勘查和制图的技术，但各国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促进自己的议事日程。他认为：康熙帝利用西方的制图、测量技术和耶稣教的技术员纪录和用文献来证明清朝的边界是合法的。
这些最近的研究突出了中华帝国对它的东北三京城地区越来越多的战略的忧虑。这个战略区当然包括和它相邻的海域：包括奉天、直隶、北部的山东省和辽东湾、渤海湾，它也包括下面的重要商港，如烟台、登州、莱州（山东）、天津、秦皇岛（直隶）、锦州、营口、牛庄、旅顺和旅大——这些港口在明代随着同上海的棉花——大豆交易而兴盛起来的。渤海海峡把辽东半岛和山东北岸隔开来，既作为东北沿海部分和外海之间的屏障，又缩短了进入三个京都中的两个河道、即经辽河到奉天中部的沈阳和经海河——大运河到北京的路线。
京师谷物供应和清朝粮食管理
尽管上述的研究着重说明承德和沈阳这两个陪都在战略和礼制上的意义，但它也加强我们认识清当局在战略和后备意义上对北京的极度关心。因北京是养活京城民众和维持整个帝国政府运转的农产区的田赋钱粮的首要集中地。这种关心当然集中在军事粮草的调度，京师粮食供应的可靠，还有全国粮食供应系统的统一管理。在整个夺取天下期间及其后，东北沿海地区一直处于严格的军事管理和*监视下，绿营水兵基地同清八旗兵的军营同样分布在沿岸以保卫通往北京和沈阳的河道入口。对海上贸易的严格监视甚至一直维持到平定天下、清朝实行开海贸易（1684年）之后。清政府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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