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茶引制度，其中专门分出边引作为控制入藏茶叶数额的依据。打箭炉作为四川与西藏的交通枢纽，其地位日显重要。“康熙三十五年(1696)饬准打箭炉番人市茶贸易”[13](p.341)，从此确定了打箭炉一路作为以川茶销藏为主的贸易路线。雍正年间定川茶征税制以后，打箭炉所收税额随着茶叶贸易的兴旺，已逐渐增长至数十万之多，成为晚清政府一种重要的财政收入。实际上以川茶为主的茶叶入藏贸易早超出经济上的意义，它已成为清朝统治者对西藏实行羁縻政策的工具。
但西藏与川边的茶叶贸易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据何西氏(A,Hoise)1905年的调查报告记载，打箭炉输藏的货物总值是1053491两，其中茶砖达948591两，占总值的90%；而西藏地区入打箭炉的货物如麝香、金沙、羊毛、药品等总值669100两，仅占前者的57.45%[14](pp.40-41)。巨大的贸易逆差使西藏的银砖大量源源不断地流向打箭炉，同时西藏与英印交易使用的印度卢比，也流入打箭炉被加工成银块。这些银砖银块部分被铸成四川藏元，又通过与西藏的贸易或以发给驻藏官兵粮饷的身份进入西藏市场流通，由此清政府在西藏发行自铸银币以抵制外币的金融政策得以实现。而英国对清政府从川茶销藏贸易中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垂涎已久，想用印度所产茶叶取而代之。早在1867年英属印度商会的代表古伯，对西藏进行“冒险”试探后在报告中指出，“川茶入藏路途漫长，交通条件恶劣……印茶可以取代川茶占领西藏市场”。[15](pp.131-132)为打开西藏对外通商大门，英国在1888年和1903年发动了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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