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代边疆开发不平衡性一个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的考察 |
 |
时间：2007-3-10 10:29:37 来源：不详
|
|
|
有这样的记载：“韩边外者，初不详其名字，山东登州人。迁辽东复州，年三十余，复东徙吉林之金城。”（注：张相文《南园丛稿》，卷5。）嘉庆年间，韩宪宗的父亲韩元毓因家境贫困，兼遭灾荒，遂从山东逃难到辽宁复州，于1813年生韩宪宗。1825年左右，韩元毓用一条扁担挑着仅有的行李和什物，带着全家老小迁到吉林，虽比较容易度日卒岁，但生活也较贫穷。韩宪宗因*不得不离家出走，最后到夹皮沟金厂挖金，为人侠义，在驱逐马贼的斗争中崭露头角，被众人推为首领。韩宪宗凭借夹皮沟富饶的黄金资源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桦甸、安图、靖宇（当时的濛江）、抚松一带俨然成了韩家的“独立王国”。韩宪宗豢养私兵，号称有“乡勇三千”，设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该机构的中枢机关称为“会房”。史载，“居斯土者，且只知有韩氏，而不知有国家、有政府。”（注：《桦甸县志》卷五，第3页。）韩边外的统治集团是一种拥有武装、旨在劳动谋生、以把头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流民团体。王同春是当时直隶邢台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来到后套做工，后来自己租种蒙地，逐渐自创牛犋，并以隆兴长（今五原县城南）为大本营，发展土地。他识水脉、懂工程设计，能用土法测量，起初以技术作为入股资格与他人合伙开渠，后因发生矛盾自立门户，由于善于总结经验，开渠引水多获成功。光绪七年(1881)开永和渠，光绪十二年(1886)又开同和渠（后改名为义和渠）。开渠之后，“地随水走，人随地走”，耕地扩大，王同春招募的移民日益增加。清末后套共有八大干区，每区周围数百里，他独自一人就开辟五个区，拥有良田一万余顷，牛犋七十个，几乎占据了整个后套地区。王同春拥有武装，对移民使用私法进行管辖。在边疆移民社会中，移民蜂拥云集，泥沙俱下，资源的有限性不时引发各种血腥争斗，形成边疆社会巨大的动乱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组织活动以适应环境为目标，稳定的环境允许组织进行常规化、标准化的活动，变动不居的动态环境则要求组织及时地作出适当的反应，一切组织都是实现一定目的的社会系统，必须对社会提供功能效果。自发型移民到封建生产力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后，面对群龙无首、混乱不堪的社会环境，其头脑深处的皇权和专制主义思想更加浓烈，迫切要求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使他们的生产秩序化、生活安宁化，这样便使移民中基于感召性权威而建立的不同于习惯的组织形态应运而生。如果说新疆的移民屯垦是理性一法律化的组织，韩边外一王同春现象的移民组织属于神秘化的组织，那么，台湾地区的移民则更多地依赖于传统的组织。从谱牒资料中可以看出，林先坤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24岁时渡台，能力高强，“始而耕田为业，克勤克俭，以振家声。亦难先贫于后富之，其贫而不谄之，其富而不骄之，贫而守分，富而施仁。”（注：林畴《潮州饶平林氏大宗谱牒》，影印手抄本，第76页。）因此六年有成，遂于乾隆二年(1738)回乡省亲，并带族人林孙檀等一同赴台，开辟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