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清代边疆移民看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

劳动力是生产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边疆移民是清代边疆开发的重要行为主体，边疆移民的差异性不能不对清代边疆开发的不平衡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人口系统既具有远离平衡的开放性又具有非线性的反馈机制，这样它便具备了自发产生各种时空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的条件。人口系统的耗散结构在空间状态上表现为人口的地区分布必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各地区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会自发趋于某一适度。正是如此，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在非均质的地域空间上不可能分布均衡。大致上，清代边疆移民数量增长的快慢可分为四类地区：(a)增长特快区，包括台湾和东北；(b)增长较快区，包括内蒙和新疆；(c)常态增长区，包括广西、云南和海南；(d)特慢增长区——西藏。从东南的台湾起，按逆时针方向依次经过东北的黑、吉、辽三省和正北的内蒙、西北的新疆、西南的西藏一弧圈，边疆移民的规模基本上趋于越来越小，边疆开发的水平也随之基本上越来越低，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因为，自然资源的状况决定了人口承载力和人口经济容量，从而支持边疆开发所能达到的一定经济增长速度。换言之，清代边疆开发中存在着这样一条因果链条：区域的自然差→移民数量差→边疆经济开发水平差。还需要指出，区域的自然差产生的不单纯是移民的数量差，移民是资金和技术的载体，而资金和技术与移民数量一样都是支持边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区域的自然差通过影响移民数量而对边疆经济增长产生的是一种扩大效应。清代边疆开发过程中东部与西部差距之所以明显扩大，与这种扩大效应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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