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的运转提供了一个标准。因为真正左右驿站实际运转状况的不是中央，而是驿站所在的地方州县。例如，根据清朝中央的规定，云贵地区每处驿站的站夫约为一百人。驿站夫役来源有二，一部分是在驿站世代服役，国家给予冷饭田、而免其赋税的额定站夫，另一部分则是由直接雇募的乡民充当。由于前一部分驿夫逃亡非常严重，所以云贵地区的驿夫大部分雇募而来，而且费用由地丁银内拨付。这样，对每个驿站来说，中央规定的驿夫数目只是一个中央和地方州县之间进行帐目报销的标准，具体驿夫由什么人来充当，由多少人充当，如何去完成差役，完全由州县官员来掌握。所以对那些需要直接承担驿站事务的地方州县官员来说，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完成驿站的各项差役，加上自然条件的恶劣、过境官员扰驿以及官吏自身的贪蠹等因素的制约，包含着朝廷良法美意的许多规定在基层州县变成百姓的一项沉重负担。这种情况在清代云贵地区的驿站运转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对云贵地区驿站差役的繁重，清代的很多官员都有痛心疾首的回忆和记载，概括为一点，即支撑黔滇两省的驿站运转的驿夫较他省最为苦累，经费最为紧张，“累民之最甚者，莫如驿站夫役一事”37。以云南姚州普溯驿为例，由于普溯驿地当要冲，过往差役繁多。光绪初年，姚安府知府臧珊曾作《买置普田记》一文，详细记载了为了维持普溯驿的运转，百姓如何承受沉重的负担，官府又如何筹钱无方，“遇有急差过普，传牌一至，朝督暮催，急于风雨。州县之民，负蓑戴笠，裹粮负米，露宿风餐，方能至普，倘到普之日，紧差未至，则守候连日而空囊鹄立，借贷无门。若大差已过，则雇募之钱倍于寻常，而赔补无术”38。自然条件上的恶劣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个原因，“滇省驿站设居崇山密箐，夫马奔走，倍苦他省”39。这使云贵地区的驿站为完成同样的差役，需要比其他地区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这一点自不待言。至于人为因素就更加复杂。
首先是过境官员的骚扰和州县官员对过境官员的谄媚。对每个驿站来说，除了为递送文报服务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差役，大概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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