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赏赐，除按爵位和任职发给俸禄外，还有各种廪给和进京值年班时的大批实物赏赐。

年班制度始于顺治时期，开初只限漠南蒙古各部，以后逐渐扩大到喀尔喀部、厄鲁特部、新疆回部各城和四川等地的土司。每逢年节或“万寿庆典”，上述各部王公、台吉、伯克、土司头领和上层喇嘛们，都要按照排定的班次，轮流到北京朝觐或充当御前乾清门行走。与年班性质相同的还有围班。这是因为自康熙以后，每到夏秋，皇帝常常出塞到承德避署，并在那里处理政事，举行隆重热烈的“木兰秋狝”（围猎）典礼，作为“讲武绥远”之道[5]。围班就是让这些随班来承德的王公台吉等，扈从围猎，同时在避暑山庄接受皇帝的召见。每次年班或围班，各民族上层人士都要向皇帝带上贡品。清廷除负担沿途食宿，在京等盘垣招待外，还有隆重的宴请和可观的赏赐。年班制度是清朝统治者用以增强边疆民族向心力，巩固清廷在边疆统治的一项重要手段。

清朝政府对边疆的施政，有很多成功独创之处，使我们统一多民族的祖国，得到切实有效的管理，对巩固边防有重要意义。但其中也不乏有残暴落后的一面，比如象对关外东北行施“封禁”政策，限制和防范各民族间的往来，等等，使边疆的防卫，相对地处于空虚薄弱状态。到了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觊觎我边疆地区，不断进行蚕食掠夺，以致大片抢占我国领土。对此，清朝政府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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