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嘉庆亲政后，针对军中积弊和起义军本身的弱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新的政策，特别是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政策，使起义军遭遇到极大困难，力量逐渐削弱。嘉庆五年下半年，许多著名的白莲教首领和起义军领袖相继被捕和战死，起义军不得不向川、陕、楚三省交界处的南山、巴山老林处转移，依托南巴老林坚持斗争。对于这些拒不接受招抚、誓与清王朝斗争到底的起义军，嘉庆企图用重金悬赏的花招来捕杀起义军首领，使起义军因群龙无首而陷于瘫痪、瓦解。嘉庆六年(1801年)二月，嘉庆在诏书中对仍坚持斗争的义军首领实行列名悬赏：“现在群贼中，徐天德、王廷诏为起事首犯，高二(即高天升)、马五(即马学礼)、高三(即高天德)屡经戕害大员，元恶大憝，……因通谕立格，五逆擒歼一名者，官擢二等，兵勇超补守备，赏银二千；贼党缚献者，拔用千总，赏银一千。余如樊人杰、冉学胜、龙绍周、苟文明等，视此降一等有差。”（60）嘉庆在悬赏辑拿起义军首领的同时，又不断督促经略额勒登保与参赞德楞泰率军分路会剿，起义军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嘉庆六年二月，王廷诏被俘，接着徐天德、马学礼、高天德等义军首领相继战死或被俘。至这年六月，起义军活动地区仅局限于川、陕、楚三省交界的老林寨堡之地，范围日见缩小，人数锐减至24 000余人。然而，起义军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出没于丛山老林中，游击于清军力量薄弱的地带，“陕剿急则入川楚，楚剿急则入川陕”（61）。前仆后继，“即歼毙首逆，而去一人，复立一人”（62）。为了对付起义军，嘉庆六年六月，清军各路将领于山西平利举行会议，确定了分兵合击的策略。德楞泰由西南逼攻，而额勒登保由东北邀击，两路会剿于三省之交。德楞泰还分选兵勇，每200为队，“冒教匪服色、旗号，以降贼为向导，或佯为合队，或乘夜袭营”（63）。起义军被内外夹攻，损失更为惨重。至嘉庆六年十月，起义军仅余10000多人。急于求胜的嘉庆限令额勒登保于嘉庆六年冬将起义军悉数歼灭。然而，嘉庆的限令并没生效。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活动于川北的义军首领苟文明联合其他零散起义队伍，聚众2000余人、骡马数百，渡嘉陵江上游之略阳河进入川东。自以为已稳操胜券的嘉庆，因劳师糜饷、旷日持久而不能歼灭起义军而大动肝火，以惩办统兵将帅泄其愤。嘉庆以额勒登保撤防江兵勇及“追贼落后”，将其夺爵褫翎。五月，又以旷日持久、无方略，将其革职留任。同时，命令额勒登保“遍访将士，献擒渠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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