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语载：“职等同巡官广印，于二十八日午前五时三刻，跟随达赖由黄寺起程。七时至车站，七时三刻乘专车前往。所过沿途均无事故，十二时至保定府下车。有京旗陆军并直督巡警等在车站迎接。该车站旁支搭黄蒙古包，达赖即在彼住锡。随有直督藩、臬司进送达赖活计、缎疋、银两等物。井派有工巡消防队及巡警等，昼夜守护。至二十九日早五时，达赖赴香案前叩恩谢辞；五时十分直隶藩司率同翼长等往香案前跪请圣安。于五时二刻十分，达赖由保定府乘专车起行，已达前途。职等于六时三刻保护博（迪苏）贝子乘专车回京，途中赏给警官、巡官点心食品等物。”）。
达赖在京共逗留84天，清政府为接待他花费白银近18万两（注：“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内务府咨达赖来京用过银数奏销会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部档第668号；又见陈锵仪《简述十三世达赖入觐》（《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该文对接待达赖来京开支项目和数量有详细表述，因文字过长，这里从略。查尔斯·贝尔著《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说：“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使清政府破费三四万磅，代价虽高，但对政府有利。”），包括赏赐、铺陈器具、供给、筵宴、饭食、杂项等开支。清政府想通过对达赖的封赏和优隆周到的接待，体现中央对西藏政教领袖的一贯重视和关怀，这给达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事过20多年后，当十三世达赖回忆起这段往事，仍恭谦地说：“皇上母子（太后及皇帝）待我极厚”（注：见“十三世达赖喇嘛*遗嘱”，转引自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第378页。）。在北京期间，他曾多次向皇太后、皇上呈献贡品，上表谢恩，这是历世达赖喇嘛所一贯遵循的历史传统。尽管入觐过程中，在觐见礼节和上奏权利上未能满足其要求，但他最后还是顾全大局，遵守定制，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表现了他当时具有的爱国护教的内向力。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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