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到清末，孔子偶像已基本上丧失了可使中国人屈膝的魅力或魔力。早在明末，理学（明清时期的儒学形态）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清政府虽将其奉为庙堂之学，但在清帝中除康熙外无人崇信理学，理学的研究更是江河日下，正如章太炎所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30]理学早已丧失了“外王”功能，“内圣”的信条又为官僚们的腐败所践踏，结果成了空洞的说教。自近代以来，儒学又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生存环境，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儒学成了打击的对象，同时，西方文明的引进对儒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一系列儒家信条如天朝上国、农本商末、男尊女卑、君权神授等观念和夷狄观、义利观相继瓦解，新型知识分子公开批判儒学，传统士大夫中也有人怀疑、甚至斥骂儒学，孔子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儒学在士大夫中还拥有一定的市场，但如果把它树为宗教，令人向其顶礼膜拜，则不会引起响应。康有为曾向士大夫们进行过孔教宣传，但我们找不出证据来表明他到底感化了多少信徒，相反，即使在其弟子中也并不都信奉孔教，梁启超就是一例。总之，在20世纪初年，孔子偶像己经失去了可使中国人屈膝的魅力和魔力，因此，孔教主张也就难以变成现实。

（四）在民初，孔教的主张有违于清算专制余毒的时代主题，必然受到进步思潮的围攻。尽管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但它毕竟被专制者利用了近两千年，此间，作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在民初，专制政体虽然被推翻，但要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尚须在文化、思想领域做长期、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尊孔，哪怕是尊已经改变了内容的孔子，都会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是有违于民国初年的思想主潮的。当时，新一代知识分子们讲民主、科学，认为宗教是反科学的，儒学是反民主的，大骂宗教愚昧，礼教吃人，甚至建立了“反宗教大同盟”，在这种情况下，其立孔教的主张就越发不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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