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就学理而言我们不能说康有为的立孔教的主张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这种可能性却很小。

虽然康有为倡立孔教活动失败了，但它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曾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其孔教构想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意义：

第一，康有为所做的儒学诠释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揭示了儒学真谛，促使人们深入认识孔子及其学说，这对中国儒学也是一种贡献。比如孟子强调民意、注重平等的民本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孔子的*理论，但在后世大一统的专制社会里，这种思想或被曲解，或被隐晦。而今康有为以西方观念重释孟子，弘扬其民本思想，虽不乏牵强附会之处，但也确实揭示了一些隐没几千年的先秦儒学真谛，这无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康有为倡立孔教活动开启了儒学现代化的先河，启发了当代新儒学的产生。尽管早期当代新儒家们对康有为也有反感，但二者的联系和共同之处是无法抹杀的，比如当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纳了西学，而将西学引进儒学，是由康有为倡导的；又如，虽然早期的当代新儒家们多不赞成儒学的宗教化，但后来的当代新儒家们越来越注意于此；最后，在学术渊源上，当代新儒家们大多对宋明理学体悟较深，兼采佛学、西方哲学，而康有为则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31]，可见二者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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