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爵滋、曾望颜等擢任京卿，用以“风励言官”，“广开忠谏之路”。嘉庆对有言事之责的科道官员不断提出“遇事敢言，一切毁誉荣辱之念，俱不应存于中，惟于国计民生实有稗益，或除奸剔弊确有见闻，均当剀切直陈，母稍隐讳”的要求。嘉庆还告诫那些因直言获得提升的官员，不要因为自己不是言官，就“遂甘缄默”，以后他们还应当“屏除私见，尽心尽职，不避嫌怨，力矢公忠”。嘉庆甚至要求他们不仅对关系民生国计及牵涉内外臣工者仍应据实指陈，即便对他自己，在用人行政方面，如有关失，“亦当随时进言，以资采纳”。嘉庆还信誓旦旦作出保证说：听言一节“非徒博纳谏之虚名，……言行相顾，始终不渝”。嘉庆对那些即便来自普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有益建议，也加以采纳并给予奖励。嘉庆四年九月，河南偃师县民人杨道纯转呈策表，提出除积弊、苏民困以固国本等建议，嘉庆大加赞扬，他说：“杨道纯以民人而条陈事件，不特并无违碍，所言皆系地方应办之事。……所陈各项，今次第举行。……杨道纯深有合于庶人传语之义”。嘉庆因此将杨道纯“以从九品未入流，交与直隶总督胡季堂差遣委用，遇有缺出，再行咨补”。同年十一月，安徽贵池县民人方士杰呈递封奏。嘉庆又以所奏文理清通，所奏事件尚属可行”，“赏授入学生员，准其乡试”。嘉庆七年(1802年)陕西恩贡生加捐州同职衔何泰条奏一件，陈请“敬天勤民，敦崇治本，徽叙官方，整饬士习以黜奢崇俭、挽回风化”。嘉庆认为何泰所陈诸事俱能“切陈时事，其中不无可采”，令赏给大缎两匹，并要地方官向何泰转达谕令：“回家安静读书，勉图进取，以备将来量才录用”。
其二，诏罢贡献，黜奢崇俭。
乾隆中叶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与啼饥号寒的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醉生梦死。乾隆中叶以后官场的奢侈之风首先来自宫廷。乾隆晚年骄奢*逸。他不仅在南巡时，耗资无算，还利用庆典之机大肆铺陈，广收贡献。
嘉庆亲政后，立即降旨诏停贡献，上谕力论贡献之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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