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库充盈”曾是乾隆盛世的一大标志。但由于乾隆对金川、准、回、缅甸、台湾、安南、廓尔喀等边疆地区的不断用兵，在建立千秋万世功业的同时，也消耗掉大量历年国库的积存。仅两次用兵金川，即耗帑银7000万。乾隆中期后，因承平日久，统治阶级中奢靡之气日长。皇家寿典婚丧，铺张虚靡；乾隆六次南巡，挥霍无度，使府库积存像流水一样消耗殆尽。为乾隆皇帝博得宽大德政美名的五次普免全国钱漕粮的义举，使府库出多人少，以至人不敷出。乾隆中叶以后，由于吏治的败坏，因钱粮亏空、积欠而严重影响了政府正常的财政收入。各级官吏以各种名目侵吞钱粮，使国帑亏空日益严重。据嘉庆三年至五年的清查结果，积欠即达2000余万两。有些官吏为了侵吞官帑，竟然“明目张胆，不特任内亏空不能弥补，竟有本无亏空，反从库中提出带去，名曰‘做亏空’，竟移交后任。后任若不肯接收，则监交之员两边说合，写立议单。其不肯说合者，又令写立欠券，公同书押”。以国家仓库作交易，实属从来未有之创举。财政的严重困难，影响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加财政收人。如开捐例、增关税、加盐价等。这些措施无一不直接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各地官员以追缴积欠为名对农民的巧取豪夺，则引发了各地农民的抗粮斗争。

乾隆中叶以后，社会*日趋腐败，各级官吏，有的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婪索营私，有的因循疲玩、尸禄保位，骄奢*逸，不思进取。嘉庆初年，编修洪亮吉对乾隆末年的吏治情况曾在上疏中给予了深刻揭露。他指出，当时官员的普遍情况是“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无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己”。洪亮吉在上书中还正确地剖析了乾隆末年百姓“激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吏的层层贪污婪索。他说：“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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