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割人发辫，其居心叵测，活动诡秘，手法怪特，行踪隐蔽，令人防不胜防；而且造言，发辫被割即可危及生命，更令人惧怕，一时骚动骤起，此事很快从浙江、江苏蔓延山东、直隶，已及京师。由于清统治当局始终只是得到各地报有被割发辫之人，而从未拿获造事之徒；或拿获数名割辫之人，亦皆为盲从之辈；仅据传言，其主谋者为两个和尚，而其系何蓄意？有何目的？均不得而知。绝不像传言所说，只是造桥做为“厌胜”之用。从客观效果看，这种种行径，造*心恐慌，社会紊乱，百姓日日心悸，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为当时社会之大害。清政府为查办此事，屡颁谕旨，但终未有结果。
三、简短的结束
清代社会出现的秘密教门组织，名目多达百余种，而经清统治当局审拟立案，并保留至今的档案有成百上千例。其中为害社会、危害民众的邪教极端行为，比比皆是。本文并未以具体教案进行剖析，仅列出“散札”、“割辫”两种现象，谈点看法。
“散札”、“割辫”是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扰乱社会的极端行为。“散卖札付”、“匿名揭帖”，在清代秘密结社组织的活动中，都是作为造谣惑众的手段而被广泛利用。清雍正中期至乾隆初年，发生在广东、福建等地的几起制造、散卖札付案，均利用帖札，制造事端，以达到一定的个人目的。雍正七年的李梅案，宣称朱三太子（朱一贵之子），在小西天起事，拥兵几十万，已到巫山；同年的李天保案，则言受“玉皇大帝、二仙娘娘”点化，赐给“玉符”，使其法术，有阴兵阴将，要做皇帝；陈美伦等则以“遵教邪术，煽惑愚众”。这些人抓住下层民众对战乱的恐惧及渴望社会安定的心理，以银钱、官职为诱饵，对群众进行恐吓，胁迫入伙。其目的鲜明，危害昭然。又，乾隆年间福建黄天瑞与罗惠能等，“偷割人发辫、衣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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