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见制度以皇权为依托，因而从其形成之初就带有难以克服的随意性，皇帝的个人意愿在官员的评价与升迁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一个官员，在不同君主的考核中，其结果也不尽相同。例如武进士陈玉琳，在雍正引见时被评为“中上”，硃批中就有“甚有武风”、“亦明白”、“将来或可升用”等语。而在被乾隆引见时，陈玉琳则被评为“中平”（47）。至于鄂尔泰之侄鄂昌，曾被雍正、乾隆先后引见，在雍正看来鄂昌属于“教导着，用得的人”；在乾隆眼中鄂昌“终是个聪明人”（48）。而乾隆对聪明的官员就不那么放心，到了乾隆二十年，皇帝利用胡中藻诗案赐令鄂昌自尽，其中虽然有遏制朋党的因素，但雍、乾两帝在用人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乾隆对聪明官员的防范也从对彭家屏于敏中的处置中得到证实。于敏中系乾隆二年进士，引见时的硃批有“人似小聪明”。虽然于敏中拟旨十分得体，但乾隆对于敏中总是有所防范，在于敏中死后又利用于氏的侄子同孙子争夺家产的机会查抄了于敏中的家产。彭家屏系康熙六十年进士，乾隆三年得到引见，乾隆对彭家屏的硃批是“聪明，解事，此中未可信，曾询以若用之以正，将来有出息”。乾隆二十二年第二次南巡时，前往山东接驾的在籍布政使彭家屏因向乾隆反映家乡所在地——豫西灾情严重、河南巡抚图勒柄阿匿灾不报，乾隆便觉得彭家屏干预地方政务、沽名钓誉、未将聪明“用之以正”。虽然彭家屏所反映的情况被证明属实（49），但乾隆最终还是以私藏南明野史的罪名把“聪明，解事” 的彭家屏处死。在引见中，被乾隆认为“人聪明”的齐召南，是相当幸运的，一是因为齐召南“留心理学”、主要在上书房教育皇子，一是由于他在从圆明园回家的途中从马上摔下来，头部受了重伤于乾隆十二年就离开了官场，聪明的齐召南终得善终。

皇帝个人的好恶以及认识上的误区，都会影响对官员考核、提拔的公正；而引见时间有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