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终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狂疾益增，暴戾僭越，迷惑转甚”6，再行废黜禁锢；似不足以塞后人之疑窦！须知太子髫龄诵书，即承父教7，六岁就传，多属名师8，通满汉文字，娴骑射；每从行幸，赓咏颇多9。三十五年（1696年）帝亲征噶尔丹，命其居守，处理政务；明年行兵宁夏，亦然10。足证三十六年以前帝之于太子，教之诲之，且试之以政者再。不特此也，大抵在四十七年未废之前，太子之眷宠未尝一日少减，声望未尝一日少堕，仪制亦未尝一日少损11。何以知之？证之南巡至德州之回銮，宋荦之颂扬，高士奇之陛辞及李炳石之觐见12，可知也。
然则四十七年突然之变，大捕太子党羽，且拘太子于上驷院旁，继而幽禁咸安宫13。骤视之殊不可解。仔细案之，太子结党，密谋大事，其关键恐在索额图一人。索于四十年已告老矣，逾年太子病于德州，帝召之待疾一月，未半载而被逮14。谕中云：“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凡五六见。岂有相处一月而不相告者乎？索固拥戴太子之党者，“施威吓人”，徒众极伙15。所谓结党“议论国事”，必是胁帝让位于太子一事无疑。如拘索谕中有“背后怨尤之言，不可宣说”、“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之语，与废斥太子谕中所云：“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16，可相印证。意者胁帝退位，索为主动之人，太子不过被动耳。帝虽明知，或牵于天生父子之情，迟迟未发；孰知一逮主动之人，而被动之人亦汲汲不可终日。故四十七年上谕，一则曰：“鸠聚党与，窥伺朕躬”；再则曰：“令允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三则曰：“置索额图于死，而允礽时蓄愤于心。”17是太子由被动一变而为主动之人，帝自为计，遑论父子之情，故一旦有“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中怀叵测”18之事实发生，太子之不被废，其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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