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之所以始欲立禩而中变者,固惧大权之旁落于大臣之手,尤患重蹈允礽之覆车。诚如上谕所云:“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允禩者……不然,朕日后临终时,必有将朕身置乾清宫,而尔等执刃争夺之事也……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允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48。则允禩之不得立与太子之再废,实同一命运。
3.世宗之继承
雍正元年(1723年)上谕内阁:“朕在藩邸……皇考知朕中立不倚,断无杀戮之事,是以命朕继承大统”;同年又谕:“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继承统绪”;此外屡言:“历年身居藩邸,享安闲之福”;“坦怀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死生利害,听之于命”;“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不特不与人结仇,亦不与人结党”49。据此知世宗之继承,纯出于圣祖一人之授与,似已无疑义者矣。
夷考其实,则大不然。雍亲王之为人,“喜怒不定”四字,足以定评;“戒急用忍”,尤其天性险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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