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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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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4: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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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重要，但不能“徒尚操守”，更重要的是能干事，只有操守好，又能干事的才称得上“好官”。在某个特定场合，康熙讲过“杨名时实好官，不徒清官”这样的话完全可信，但《清史列传·杨名时传》偏偏漠然置之，相反，却十分抢眼地记下了一段康熙四十二年（1703）饬谕时任顺天学政的杨名时的话：“杨名时自督学以来，赋性乖异，纵有精于学业、工于文章者，但系殷实之人，必不录取；其无产赤贫，虽不能文，或记诵数句，亦得进学。理应从重治罪，现今年岁未满，又无贿卖生员之事，从宽恕宥。”多录取几个穷学生，刷掉个把及格的纨绔，是颇得人心的事。显然，饬谕的要害是说杨名时“好名”，讲得难听一点是“沽名钓誉”。还有值得玩味的地方，那就是该传记中从康熙三十年（1691）杨名时中进士到五十八年（1719）迁贵州布政使，三十年间那么多的事不过用了240个字， 而以上一段饬谕凡75字，竟占了近三分之一。难道这是馆臣无意而为吗？非也。这段饬谕正是为该传记中对杨名时诸如“矫激以沽誉”“性喜沽名钓誉”“矫廉节以盗虚名”之类贬斥张本，也是为日后雍正斥责杨名时“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乃“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作铺垫。在如何“观人用人”，或曰“用人之道”上，雍正与晚年康熙一脉相承，但他似乎比康熙走得更远，雍正总是指责杨名时之辈不“实心任事”，而杨名时又确确实实做了许多连馆臣所修《杨名时传》也不能完全抹煞的爱民利民实事，又该当如何解释？还是朱纲体察得深讲得透。他参劾杨名时说他在康熙晚年云南巡抚任上整顿所谓“公件”，减轻农民负担白银二三十万两，但此等大好事杨名时没有“密奏圣祖”“请旨禁革，使边徼之地感颂皇恩”，却“专擅沽名”，把本来应恩出于上的美名据为己有。（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第64页。）可见全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做没做康熙所谓的“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而是做了以后一定要推美皇上，把自己隐在幕后，否则就是不“实心”，就是“沽名钓誉”。李卫、朱纲之流不避嫌怨，不惜身家，勇往直前去做迎合皇上的事，所以雍正说他们心肠好，实心任事，毫无瞻顾，是“大能人”。如何着笔写杨名时传记，在当时的确渗透着对植根于满汉两种异质文化的用人之道的评价（注：可参看郭成康《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雍正对用人之道的别一种见解》，载《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全祖望说“是时直省督抚中有为武健严酷之政以为能者”，曹一士说“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彼诚有才焉以济其恶耳！”（注：《清经世文编》卷十九，曹一士《请分别贤能疏》，中华书局年1992版。）“险僻小人”徐用锡则抬出圣祖康熙“杨名时实好官，不徒清官也”一句话以赅其生平，和雍正相抗衡。这两种用人之道的利弊得失应如何评价姑且不论，但从中反映出来的当时两种组织路线的尖锐对立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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