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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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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4: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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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引述乾隆毕生尊敬的老师蔡世远的话“今世而时时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为杨名时盖棺定评。他自己在斟酌如何下笔写《江阴杨文定公行述》时，脑海总是浮出六七百年前司马光的身影，遂以“司马温公居洛十九年”这样高屋建瓴的气势开了文章的头，下面则以“其在今日，江阴杨文定公庶其人耶！而所遭遇亦略同”立论，一泻千里地展开了对杨名时与司马光之“略同”、“同”与“不同”的析评。卢文弨承其遗意，用“宋司马公入相未久而殂，公（名时）登朝亦未及期而殒，乃其诚亦极相似，然而，公学为较醇矣”为《杨文定公家传》煞了尾。与司马光相比，蕴涵着传记作者自主的理念和严肃思考，是对杨名时一生绝高的评价。但司马光*上的对立面为何人？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尚未如今日已经“正名”的“小人”王安石，而王安石素以“熙宁变法”著称，这就很难阻止人们联想起雍正的改革。构成雍正改革主体的耗羡归公、朱批奏折制度、秘密立储制、改土归流等等，以及服务于此种改革的组织路线，多有与传统体制与传统观念对立之处，在当时后世都是存在激烈争论的。乾隆登极，苗疆用兵久，杨名时疏陈绥定苗疆方略，力主“弃苗疆而不取”。卢文弨几乎引录了杨名时奏疏全文，其篇幅占了《杨文定公家传》全文的近三分之一。杨名时不同意改土归流，与朝廷在边政上持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卢文弨不惜笔墨，全文照录，也无可厚非。但卢文弨在“疏上，政府颇有异议”之后，说“上独是公言”，似乎乾隆也同意杨名时的意见，就难免有为美化传主而歪曲历史之嫌了。半个世纪过后，魏源将杨名时《陈绥定苗疆方略札子》收入《国朝经世文编》时，在编辑上，有意把它作为鄂尔泰雍正八年（1730）所上《陈剿抚古州苗匪疏》相对立的意见附于鄂疏之后的，并在杨疏后特加了如下一段按语：“创业难，善后尤难。然因此遂欲尽弃前功，复还苗地，是则因噎废食矣。迄今百年来，黔滇安堵，人人服文端（鄂尔泰）之功，而后知远大之猷，固事久论定也。”（注：《清经世文编》卷八八。）魏源湘人，且对苗疆事务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的看法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无庸讳言，杨名时身上也的确有为雍正所不屑的因循迂腐的习气，但在杨名时的私家传记中，他的类似的缺陷和毛病通通被作者“为贤者讳”了。雍正改革的利弊得失应如何评价这里也不去枝蔓，但从中反映出来的当时乃至后世的对立看法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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