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顺治年间以来，满族统治阶级为扼制汉族士人反满思想的滋长，推行残酷的文字狱政策，曾给汉族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痛苦，也给思想文化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作用。时人李祖陶就说：“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84]即使在乾隆后期文网渐弛之后，不少人仍心存余悸，有临渊履冰、动辄得咎的精神压力：“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娄丛谗讥。故人旧友，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撄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85]。严酷的文字狱政策，不仅消灭了汉族士子的反满意识，而且也消磨了广大官僚士子独立人格和追求*抱负的理想信念。

与此同时，浓厚的奴仆观念也对封建士人的心灵产生重要的消极影响。清政权是从农奴制社会阶段建立起来的，君臣之间、官吏上下级之间的主仆观念被长期保留下来。尽管清初的最高统治阶级并没有在礼仪方面要求汉人官吏接受他们的奴仆观念，但由于满族贵族在权力上处于支配地位，因而在实际上，汉族官僚是服从这一观念的。流行于各衙门的跪拜礼仪，在汉人题本和奏折中“奴才”一词的逐渐流行，都是这方面的体现。如乾嘉之际吏、礼等部，属吏见官长就是由长揖而改为半跪礼仪的，因而礼部员外郎汪德钺上书要求恢复旧制，认为它关系着士大夫的廉耻、气节，甚而关系社稷是否巩固，随后才恢复旧制[86]。

奴仆观念的流行，各级官僚成为其上级乃至皇帝的奴仆，这无疑使封建官僚士人阶层的独立人格受到严重损害，造成他们对传统儒家学说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淡薄，不思进取，因循疲玩，甚至赖以立身的仁义礼智、礼仪廉耻等道德观念完全沦丧。时人谢振定就抱怨说：“州县宜养其廉耻。州县官纵不自爱重，未有不顾体面者也。上宪视属吏，无论贤否，皆等之隶卒，吏风所以日下；凡有宪札，事无钜细，辄以参揭套文重加申饬，连文屡牍，严示而不信行，无怪州县官一切皆视为具文。”[87]而诗人出身的袁枚，更对每日参谒之礼“天明而往，日昳而归”极为反感，所以在上总督书中愤怒地质问说：“朝廷设州县，果为督抚作奴耶？抑为民作爹耶？！”[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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