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嘉庆十九年龚自珍作《明良论》说：“士皆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堂阶之言，则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以出，别求乎可以爱眷之法。”难怪嘉道时期人朱琦气愤地说：“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之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虑，为天下长计，合则留，不合以义去，身之便安不暇计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为天下长计，则天下之衅必集于我；吾为人主畏惮，则不能久于其位，不如谨厚、廉静、退让，此三者可以安坐而无患，而名又至善也。夫无患而可久于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惮而不争趋于此？”[90]朱琦所说正是当时上层官僚阶层的心态及行为的真实表现。

 << 上一页  [21] [22] [23] [2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