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和绅在嘉庆初年在朝政中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代乾隆传言而已。和绅利用了乾隆的年老昏聩和乾隆对他的信任，操纵控制了朝政。其实这种情况在乾隆禅位前就已经存在了。在乾隆禅位前夕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人马戛尔尼奉英王之命出使中国。马戛尔尼对中国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他经过短暂的观察和了解，竟对清王朝中央统治格局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马戛尔尼是这样来述说他所看到的有关情况的：乾隆皇帝尽管已到了耄耋之年，然“刚躁之性，仍不以此少减，即如现在所存皇子，仅止四人。而此四人之中，乃无一人能握政柄。宁举全国政柄，畀诸相国和中堂一人，而绝不计及将来承继问题。其意见如何，颇非他人所能揣测，然论者每谓现存之皇子四人，均为皇帝所不喜之”32。乾隆在禅位前“举全国政柄，畀诸相国和中堂一人”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嘉庆初年。乾隆在处理政务时，对和绅的信赖更甚于前。由于“承旨书谕”由和绅“一手经理”，这样，从嘉庆元年开始，所有以乾隆名义颁发的“敕旨”必出和绅之手无疑。“敕旨”中表达的思想其实也是和绅的想法，“承旨”不过是官样文章。
这样，在嘉庆元年的禅位典礼之后，在嘉庆执掌清王朝权力的道路上，不仅横亘着一个至死不放弃权力的太上皇，同时还有一个挟天子以令天下，飞扬跋扈，不把嗣皇帝放在眼里的“二皇帝”和绅，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嘉庆对当时疲败的政局深为忧虑，极思整顿。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当嘉庆刚刚被公开册立为皇太子时，就决心澄清吏治，革除弊政。他请求乾隆降旨通谕王公大臣、督抚等，从嘉庆元年开始，年节三贡，毋庸备物呈纳。但嘉庆挽救时弊的正确建议没有被乾隆采纳。嗣位后的嘉庆，在太上皇利用和绅一手把持权力的情况下，所有雄心勃勃的计划都不能付诸实行。想有所作为而不能为，嘉庆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然而嘉庆对改变当时的状况完全无能为力。他固然没有胆量说服太上皇放弃权力，即便是对和绅，他也不敢动其半根毫毛。正是“太上皇帝信之愈深，皇帝恨之愈切；太上皇帝愈以为功高，皇帝愈以为罪大；不除和绅则祸害无已，欲除和绅则投鼠伤器”33。当时，摆在嘉庆面前的无非是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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