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在当时起过一定作用。例如，嘉庆时期贪污大案、要案，无论从规模和数量上，都比乾隆朝少得多。再如，嘉庆一朝，许多破产的农民大量涌入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或深山老林，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发展当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东北、古北口外及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地区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就是由此得到了开发：许多荒凉、废弃之地尽成膏腴之田；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大，产量不断提高；各种手工业作坊建立，并进而发展为工场手工业；人口急骤增加，一批新的厅、县随之出现。上述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盛时期，不是在乾隆一朝，而是在嘉庆时期，故可作为“乾嘉盛世”之说的一个例证。不过，“乾嘉盛世”之“盛”，仅就局部言，即指这些地区经济领域的发展，嘉庆朝总体上却是朝着衰落的趋势发展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乾嘉之际，清朝贪污腐败已成系统，其积习牢不可破，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嘉庆帝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无回天之力了。第二，嘉庆帝是一个平庸的“守成之主”，亲政后，处事不果断，未见有多少得力的措施和行动。他虽然处置了一些贪赃要案，但只处决了一些中下级官吏，对于身居要位的贪劣之官无任何触动。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在处理每一件贪赃案后，都要各级管理扪心自问，“天良何在？”这种徒劳的说教，只能助长贪劣官员的不法活动。第三，嘉庆一朝正是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之时，嘉庆帝一方面要集中精力扑灭人民群众的反抗烈火，另一方面对朝野上下有关消除弊政的议论怀有恐惧之心，深怕这种议论使自己失去对朝政的控制权。嘉庆四年十二月，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在奏疏中有“亲政维新”之语，这对嘉庆帝之初打出的“咸与维新”旗号，是一种支持，按理应得到嘉庆帝的肯定和赞扬。不料，却引起了他的怒斥：“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37]”正是这种自食其言的做法，使朝野有关消除弊政的议论在襁褓中即被扼杀，清朝的衰颓之势已无可扭转了。
嘉庆十八年九月，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天理教起义。京畿的起义者斗争矛头直指统治者，以不足百人打进了清朝的神经中枢紫禁城，给清廷以极大震动。嘉庆帝在其谕旨和诗词中不止一次地哀叹：“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38]。这是清朝统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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