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利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反映。后人也曾指出：“自是之后，清廷纲纪之弛废，臣僚之冗劣，人心之不附，兵力之已衰，悉暴无遗。……故是役为有清一代兴亡关键。”[39]此后，清廷*上，吏制更趋腐败，以致嘉庆帝临死时不得不发出无可奈何的恺叹；军事上，八旗兵、绿营兵更加腐化，毫无战斗力；财政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日益严重，不仅将乾隆时期的库存花费殆尽，而且“实有入不敷出之势”[40]。这一切均表明，天理教起义失败后，一个鼎盛的大清帝国已化为乌有，清朝统治从此进入了彻底衰败的阶段。
由上所述，人们可以认识到，无论是从“乾嘉盛世”的角度，还是从嘉庆朝鼎盛的局面已经完结的角度看，嘉庆十八年以前的历史都应该归入于“康乾盛世”。只有这样，一个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的“康乾盛世”才能完整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康乾盛世”贯穿了17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前半叶的140年的历史。其间，西方国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已将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同时，他们又积极寻找海外殖民地，吞并弱小民族，以进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正是抱着这种目的，英国派遣的马噶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分别于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来到中国，要求和中国通商贸易，遭到严词拒绝。这使中国失去了了解西方、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接轨的机会。这种情况的产生一点也不足为怪。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皇帝，都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孕育出来的代表人物，自然经济使他们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盲目排外，拒绝接受资本主义文明；另外，又由于他们是满族贵族的最高代表，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有着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时刻害怕汉人和西方列强相勾结以危及自己的统治。正是以上两种因素的相互结合，清朝最高统治者在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面前，没有迅速调整统治政策，而是顽固地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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