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站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上对中国*制度史进行研究。应该说，在20世纪中国*制度史研究的总体格局中，存在着不少矛盾，其中对“中西”文化价值的取舍一直令研究者感到困惑。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制度史进行探讨，还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视点对中国*制度史进行考察？因为文化价值以不同的方式干扰着研究者，所以，20世纪的中国*制度史研究一直处于左右摇摆、中西无以适从的尴尬境地。这里，既包括*屈辱、反对霸权主义的民族自尊，也包括对悠久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对自己文化价值取向的坚守，以及文化心理的惯性和定式。其实，文化与*是属于两个不完全相同的层面，文化是开放的，是世界共享的，它应该从*纷争之中超越出来，进入一个自由的状态。作为中国*制度史研究这门学问也应该如此。也有食洋不化，对某些西方理论和方法的生搬硬套。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下一世纪中国*制度史研究要实现真正的超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站在世界文化共享的背景下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成果，不仅仅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有些西方的观念、思想，我们也可借鉴，为我所用。这就要求对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把握，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沟连和取舍。自信、开放、虚心和吸纳应是我们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从此意义上说，21世纪的中国*制度史研究必须在保持传统文化立足点的基础上，将世界一切进步文化及其学术方法为“我”所用。　

其次，要处理好中国*制度中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纵观20世纪中国*制度史研究，我们实际走了一条曲折的前进道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付出了代价，非学术化的因素干扰过多。中国*制度史研究完全脱离意识形态是不对的，那也是不可想象的，但过于受制于*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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