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是此时期的重大收获，它为80年代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从中也反映了中国*制度史研究工作者的探索精神，其中不乏学术的真知灼见。但也应看到，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探讨仍含有某种“需要”，它是当时打倒“四人邦”后思想启蒙的一种反映。换言之，当走过“十年”浩劫的迷障，对造成这种恶果的社会、制度、思想和文化根源进行历史反思时，研究者看到，封建专制主义作为制度虽已解体，但作为思想却仍有严重的残余，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将其清除。基于这种“需要”，研究者就不可能不带有一些非学术的声音，从而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水准。对此，有的研究者概括说：“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够系统深入，不少论文声讨多于研究，缺乏理论上的升华和科学上的规范。系统的综合历史学与*学理论与方法，从*体制上研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著作尚不多见。”（注：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显然，如何恢复学术研究的地位，这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第二，中国*制度史研究学术化、规范化得到加强，它逐渐确立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主体性。严格说来，长期以来，中国*制度史研究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它往往被看成史学研究的分支，这就不可能不限制它的发展、完善与深化。加之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对它的制约，所以中国*制度史研究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自从邓小平提出“*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中国*制度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步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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