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事条理乃可。弟子之意,当设一总理,总持各事,设一司会,专掌会计出纳,此缺必当穗任之。出纳之法:一由先生及弟子来书拨交某款者立拨;一由会中同人议定当拨某款者乃拨。”(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页。)
至于香港方面的忠义殷实巨商,当以何东与保皇会的关系较为密切。1900年4月23日,梁启超函询康有为:“本会在香港颇有布置否?据来书所言,似全无之。晓生究仍有相助之心否?现时我辈在澳办事之人,与港人气味不甚相投,谅难吸之。而在港无一庄口,实属不便,不知近有布置否?”“弟子顷于入会之外,复拟借公司之名,更集股□助,现拟开办一铁器公司于香港(专贩我急需之物),集股二十万,在檀山招其半,在港、坡招其半,未知晓生、叔子肯为力否?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其益处无限无量,望设法更赞成之。”一周后,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又提及在香港开办铁器公司以及在省港交界的荒岛开蚕桑公司事,“惟办此两事,亦有当借重港、澳人之力者。铁器公司不知晓生能提倡集股否,香港得数十万易易耳。(晓近□吾党事究何如,闻救护诸人颇得力。又先生来书有汇款与孺或晓云云之语,然则晓亦与闻各事耶,望示。)请先生以书劝之或勉等面劝之。”(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234页。叔子,丘菽园。)
其时,梁启超远在美洲,对港澳的内情不知其详,康有为在许多方面的确相当倚重何东。1900年4月,康有为受到西报攻击,函示康同薇:“与晓商之,登西报辨之。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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