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7)d]
不久唐景崧在日军大举攻台面前轻意弃台出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看,得不到大陆的支持是最大的原因。江苏巡抚奎俊接到唐景崧的任职通报后即致电步军统荣禄,建议“先将唐公宣示革职,以免藉口”,理由是台“如持久坚守,倭竟不能攻取,彼必还问中国,别有要求。倘台不能支,彼又谓兵力取得,非割与我。或生技节,或添兵费,凶狠贪残无所底止。更恐疑为暗助,益滋口舌”。[⑧d]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台湾抗战再也没有得到清朝官方任何实际有效的支持。事实证明,在近代战争中离开了祖国大陆的支援,台湾要成功地抵御外来侵略是十分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唐景崧所用非人。据刘永福揭发,唐景崧平时重用的福建候补知县办理商务局之姚近范、藩库厅兼善后局支应任如芬以及机器局苏绍良均为无耻之徒,其中“姚近范专事逢迎,行为卑贱;任如芬兼管库款,向以私动公款,擅假上峰之用”,贪污台湾新海防捐五、六十万银两[①e]。唐景崧被这批贪官污吏所包围,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从主观上看,唐景崧当初滞留台湾也不是完全出于自愿。唐景崧留台本来就是权宜之计,丘逢甲等台湾士绅对此也无异议,他们在《全台绅民致电禀》中明确表示,台湾“暂行自主,……留台抚暂仍理台事”,请各国公断后“再送唐抚入京”。[②e]也就是说唐景崧原来就有临时观念,并没有真正下定决心,死守台湾。
其次,唐景崧并非行伍出身,作为文官参与兵事,在福建提督杨岐珍率部十二营先行内渡后实在是勉为其难。唐景崧1865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5年后升为吏部主事,虽然他曾在中法战争中请缨入越,参与戎机,“喜谈兵,有知兵之名”[③e],其实难副。事实上他在1883年越南山西战役中仅是主将刘永福的助手,协助指挥;次北宁之战,他做的是前线督战后方收容的工作;即使在宣光之战中他也是率偏师助攻,且未最后获胜。这些阅历表明,唐景崧从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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