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上，唐景崧首先是用兵不当，他着手军事部署时基本上是平均使用兵力把口，没有重点防御台防根本重地－－台北。在台北一地又想当然地估计日军必从基隆、淡水登陆，而忽视了基隆以东荒僻的三貂角澳底，只安排了两营刚刚新募来的土勇防守，给日军登陆以可乘之机。第二是治军不严，不能驾驭部下。驻防台北的直属部队广勇漫无纪律。唐景崧治军无能助长了军中浸骄之风，终于在６月４日酿成台北兵变。是日傍晚“溃兵争入城，沿户*掠，客勇、土勇互相斗，积户遍地。中军护勇为内应，总统府火发，光滔烛天”，［④ｅ］形成不可收拾之局。唐景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狼狈出逃的。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台湾初期抗战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而军队腐败、纪律松驰、训练不足则是失利的主要症结。唐景崧作为这一时期当地最高负责人也难辞其咎。尽管如此，唐景崧在甲午战争中仍不失为一个功过参半的主张抗日的官员。他在清廷决意割台的形势下从容应付，多方筹划，稳住阵脚，渗淡经营，为台湾初期抗战在组织动员、武器装备诸方面作了准备。

注释：

①ａ　《清史稿·唐景崧传》。

②ａ③ａ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第２３４页、第４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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