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满清朝廷上下官吏热衷于吸鼻烟，以及向澳门索取鼻烟的消息，不断由传教士传到澳门。1770年，荷兰人布朗·胡克吉斯特说：在澳门赚钱最多的是印度鸦片。1775年，澳门主教唐·亚历山大向议事会提议关注鸦片贸易。翌年，他又向葡印总督提出允许外国商人租用澳门船只，把鸦片和想运来的其它货物运进澳门的建议。1792年，议事会以投票决定，反对满清官府在澳门设立鸦片稽查的做法。

教会神职人员在以高利息借出白银的同时，对帮助议事会摆脱财政困境，常常显得迫不得已。1713年，议事会数次筹款以摆脱财政困境；其中一次，教会团体及其神职人员只答应借给所需款项的三分之一；议事会寄以厚望的圣·保禄学院神甫说：议事会应该公布税收支出项目及筹款用途，如果需要很紧迫，议员、总督及官员都得出资，议事会要将得款尽量存储备用；从议事会没有建立严格的财务账目，及其本身是受教会神职人员影响和控制的角度可以说明，当时澳门教会对白银等财富的需求非常迫切；这种状况亦是教会必须满足其传教扩张需要的反映。然而，1714年，若泽和克利安两位神甫却促使议事会作出决定，为庆贺康熙皇帝执掌朝政五十三年敬献贡品；耶稣会的会员们也加入了敬献贡品的行列。

传教士对海上贸易的关注及参与尽管充满了早期重商主义的色彩，但他们当中一直占上风的态度却是：不鼓励在澳门实行自由贸易，甚至阻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贸易季节暂停期间在澳门从事贸易活动，以排斥异教徒势力可能对传统教权地位带来的损害。（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119～120页。>%1732～1733年，议事会讨论澳门实行开放贸易问题；对此，议员及教会内部都有分歧；结果以澳门主教卡萨尔为首的，担心澳门的宗教风俗会被外国人改变的意见，迫使议事会放弃开放贸易的打算。1773年，议事会讨论外国商人定居澳门问题；结果议事会仍决定奉行已采用多年的办法，即外国商人居住澳门得有条件：a.不准建立住宅，得携同家眷乘坐澳门船只抵达澳门；b.绝对不允许在澳门从事贸易活动，只可投资经营普通的零售店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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