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贸易公司头目本人得接受议事会规定的贸易活动范围。但澳门方面亦不敢执行葡印总督驱逐外国商人的命令。1776～1777年，吉马良斯主教对议事会说：外国商人的竞争使澳门损失严重，但在澳门这块土地上驱逐外国商人是毫无意义的。葡萄牙人的这些规定，不是奉守当时中国朝廷的市舶、公行贸易管理制度的反应。按照中国朝廷的政策，澳门是有条件保持仅次于广州的贸易港地位的。中国朝廷除禁止澳门传教及*鸦片外，没有禁止过澳门的对外贸易，满清海关在澳门设有负责税务的“关部”，澳门一直与香山、广州保持着民间贸易。进入十八世纪以后，部分葡萄牙商人逐渐接受了荷兰人、英国人的自由贸易经营方式，如1753年在里斯本成立专营印度、澳门贸易的葡萄牙亚洲航运公司。但是，澳门教会却不支持澳门和其他欧洲商人实行贸易开放，米格尔神甫在1730年以前已提出的，在澳门创建贸易公司的建议一直得不到响应。这种状况除说明当时葡萄牙人与其他欧洲商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外，还说明澳门教会的传教士担心开放澳门的贸易对广州可能构成竞争，最终仍会导致中国朝廷对澳门贸易地位的干预，以至进一步威胁教会组织在澳门的存在。但这种状况亦必然会令澳门的贸易逐渐衰弱。
葡萄牙传教士以澳门作为大本营向中国传播基督福音，与后来英国人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倾销鸦片，掠夺资源一样，本质都是殖民主义侵略。但彼此的殖民主义性质的经济贸易活动目的，特别在贸易盈余的用途方面是不尽相同的。教会组织的传教士对澳门海上贸易活动的关注及参与，目的是开辟财源以巩固教会在澳门的统治地位，支持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然而，葡萄牙人推行的这种殖民主义方式，在当时只能向葡萄牙殖民帝国本土提供极其有限的物质利益，其在澳门和中国的传教活动发展及收获亦不稳固。这是葡萄牙人在1840年以后，追随英国人对中国进行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根源。葡萄牙人似乎此时已意识到以武力作后盾，依靠其它殖民主义列强，将无形的与有形的鸦片结合在一起的殖民主义方式，将会是最能获得效果的殖民主义方式。
[1]佛朗西斯·罗德里杰斯：《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在中国》(1583～1805)，澳门文化司署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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