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一年九月癸丑日，载“吏部奏，‘……台湾本属福建分省，向归福建统辖。所有台北府知府一员可否比照裁缺即用之例改发福建补用，相应奏明请旨。……至台湾现任候补各官，事同一律，未便致令向隅，自应概行撤回福建补用。拟请饬下闽浙总督，将内渡到省各员及禀报到省日期查明咨部注册，俟咨报到省后，实缺者归入裁缺即用班内补用，候补者仍接算前资，与福建人员合为一班，各归原班序补……’得旨，如所议行。”

以“台湾本属福建分省，向归福建统辖”，故曰“台湾现任候补各官……自应概行撤回福建补用”。清廷安置内渡官员之政策，其专注在闽如此。丘逢甲亦内渡官员。然非“台湾现任、候补”，乃京官部曹；无庸到闽补用，而当“赴部供职”；既内渡，过闽不留，ｄｕāｎ＠⑤返广东；复呈请归籍，非改入鹭屿，乃移归海阳；其呈亦不往投闽浙总督衙署，却迳递粤省制台抚院。内渡事属创闻，安置原无先例；而丘氏之情形，复与朝廷责闽办理之政策出入如此。谭、许确乎“查从前亦无办过此等成案”，并“未敢擅便”而需当出奏请旨。此原因之二。

虽然，是犹官场层面之原因。至于丘氏返粤之初，饱受顽劣乡绅围攻，如其自述“人皆予诮”（丘逢甲《温慕柳先生像赞》），处境艰难。在丘氏，呈请归籍，诚有迫于情势，出于无奈之计，冀获省宪批文，官方审准，返乡入籍始可名正言顺。在谭、许，代为出奏，似亦不无隐寓爱惜回护之意。倘得“煌煌圣谕”亦允归籍，岂非更可慑伏群小，止谤息谣，为丘氏还居海阳消后患、去隐忧？唯此宜或仅为谭、许之私衷，可玩味之，而未必能形诸奏牍者也。

其五，朝旨“归籍海阳”之本义。实即根据粤省督抚代奏之丘氏呈文，既经下部议奏，正式批准丘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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