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教方面，他们主张广设学堂，改革学习内容。认为外国的富强决定于人才，而人才“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敝。”因此，要改革敝病多端的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广设学堂，所学课程包括“各国语文文字，以及各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46〕还有舆图、算学、格致等课。总之，要“兼包并畜，无类不搜，多士孜孜考求，将有驾西洋而上之者。”〔47〕

此外，还要求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和派出官员到外国游学等。

官僚士大夫层中有识之士对马关议和的上述评论的意义可与公车上书的历史作用相比，成为当时的一种反侵略、反妥协的救亡图强的爱国思潮。

注：

〔1〕〔2〕〔3〕〔4〕〔27〕《詹事府左赞善等条陈和倭利害呈文》，《中日战争》续编，第三册，第135页、134页。

〔5〕〔6〕〔7〕《湖南举人任锡纯等为和将遗害无穷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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